截至3月17日，全国已有至少20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。广东、山东、河南分列人口总量前三位的格局并未改变。

去年，广东新增常住人口60万人，其中外部流入2.81万人，接近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；山东人口自然增长率0.02‰；河南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58万人。同期，浙江增加常住人口72万人，在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排名第一；从疫情中复苏的湖北新增常住人口55万人，实现“回正”。

此消彼长间，中国人口地图正在发生变化。受访专家指出，外部环境的变化、发展阶段的规律、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、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是人口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。

广东总量仍第一，浙江一年增加72万人

虽然尚有一些省份没有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，但结合目前已经公布的情况和历年变化趋势，2021年中国人口分布地图已大致明晰。

广东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四川继续包揽人口总量排名前五位。其中，广东以12684万人继续稳居我国人口第一大省。山东以10169.99万人紧随其后。广东和山东依然是仅有的两个人口突破1亿人的省份。

去年遭受暴雨侵袭的河南以9883万人继续位列第三，总量没有突破1亿大关，比去年（9941万人）减少了58万人。

广东、山东、河南分列人口总量前三位的地区人口格局自2010年以来再未发生改变。

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，去年常住人口增长最多的是浙江，达到72万人；随后是广东，常住人口增加60万人；湖北新增常住人口55万人，排在第三。

刨除人口流动的影响，仅从当地出生与死亡带来的自然增长看，广东以4.52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在第一，增长超过57万人。山东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0.02‰，逼近“0”增长关口。

“头部”阵营中，已经跨过“0”增长关口，进入负增长的是江苏和暂列第六位的河北，两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1年“由正转负”，江苏为-1.1‰，河北为-0.43‰。2021年，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.34‰。

另外一边，青海以594万人的人口总量在目前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排在最后。虽然尚有数据未公开，但考虑到上年数据及全国平均人口增幅，宁夏、青海、西藏或继续排在最后三位，人口量级均在千万以下。

去年广东流入人口不足3万，不意味吸引力降低

在考虑一个地区人口增长时，有两个概念需要明确。一是前文提到的人口自然增长，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，即为人口的自然增长。第二个概念是常住人口增长，既包括自然增长的人口，也包括从其他地方迁移流入的人口（机械增长），是二者的总和。

如果用常住人口增量减去自然增量，得到的就是从其他地方迁移流入的人口增量，即机械增量。这项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吸引力。

到2021年末，广东有常住人口12684万人，比去年增加60万人。新京报记者在梳理了1978年以来该省的人口数据后发现，这一增量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。

60万人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。2021年，广东出生率为9.35‰，出生规模突破百万。较高的出生率支撑了其人口自然增长达到57.19万人的水平。

排除自然增长的部分，60万人中仅有2.81万人为迁移流入的人口。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，这一增量仅稍高于1983年的2.42万人。

分析历年数据，发现转折发生在2019年。当年广东人口机械增长48.62万人，较2018年的114.24万人减少超过一半。在这之前的13年，也就是从2006年开始，该省从外部流入的人口虽在波动中下行，但规模始终保持在百万以上。

对于“缩水”的原因，广东官方暂未作出说明。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肖金成分析，中美贸易冲突、当地产业转型是主要原因。

肖金成解释，中美贸易冲突对沿海地区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，企业订单减少，所需劳动力相应减少，很多人就会离开广东，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

同时，广东近些年一直在“腾笼换鸟”，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，一些低附加值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迁出东南沿海，这对广东吸纳人口有一定影响。

肖金成强调，人口流入减少并不意味着广东的吸引力在降低，只是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表现，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对高端人才仍是有吸引力的。

“广东省常住人口多出户籍人口几千万，这说明广东仍是人口净流入地区，还是在吸纳劳动力的。”肖金成说。

湖北人口一年“回流”60万，属阶段性波动

与广东的情况相反，去年湖北新增常住人口均来自人口流入。湖北省统计公报显示，2021年湖北出生40.4万人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0.88‰，人口自然增长减少超过5万人，但常住人口总量增加了55万人，也就是说，湖北去年依靠流动带来人口超过60万人。在已经公布数据的省份中，这一规模仅次于浙江。

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湖北去年流动人口的激增实际上是一种“回流”。“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湖北走了很多人，2021年疫情对湖北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，反而其他省份可能严重一些，于是很多人选择留在湖北。”

肖金成持有同样观点，他认为，去年湖北经济恢复性增长，需要大量劳动力，生活在长江上游的人不必再跨省南下打工，而是选择聚集到武汉，例如贵州等周边省份的人也可能就近选择到湖北打工。“去年的流入人口增长是阶段性的。”

他强调，判断一个地区人口变化趋势不能只与上年比较，因为年度之间会有波动，而应该持续地从当地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中判断趋势。

“后疫情时代”，湖北流入人口的增势会一直持续吗？

肖金成等人于2020年发表文章《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趋势及其城镇化效应》，根据其研究，我国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，2000-2010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向东北偏移，2010-2015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反向西偏移。

自2010年开始，“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，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”。

肖金成对新京报记者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，当地基础设施改善，内需扩大，自然会带来人口空间结构的变化，这个变化是可持续的，“但是量不是很大，并且是逐步提高的，不是一年就能变强。”

叶青长期在湖北生活，对这些变化有自己的体察，他注意到，“制造业在回归”。叶青解释，中欧班列的通行使得出口加工企业在中部也可以生存，劳动力成本相对东南沿海更低。电商制造业在中部发展也更有优势，“中部是全国的交通中心，湖北的运输半径是最好的，仓储运输的成本都更低，湖北荆门很多服装厂都是从广东迁过来的。”

他认为，随着中西部城市GDP逐渐扩大，企业数量相应增长，将吸纳更多劳动力。

2021年，湖北GDP为50012.94亿元，同比增长12.9%。虽然两位数的增速有上年基数极低（-5.0%）的原因，但从总量看，这是湖北GDP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。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超过4500亿元。

其中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.8%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，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1697家，为近年最高。叶青认为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将助力湖北留住和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。

人口流动状态将趋于平稳，“在集聚中走向平衡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》，2017年，广东省外流入人口中有10.89%来自湖北，属于广东流动人口来源地第三大省。

此消彼长间，中国人口地图正在发生变化。

肖金成做了一个比喻：水要想流动就需要落差，落差越大，流速越快，随着大体的平衡，落差变小，流速也会减缓。

“2020年到2030年，我们的落差还是比较大的”，肖金成认为，这包括不同区域间成本的落差、需求的落差等。但是，随着中西部的收入水平提高、需求扩大，为产业转移提供“拉力”，与此同时，沿海地区成本不断上升，为低附加值产业转移提供“推力”，落差将逐渐缩小。

接下来，中西部的市场也不会一味扩大，也要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，低端产业主要可能向国外转移。届时，各区域间的流动将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。

基于这种判断，肖金成等人在《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趋势及其城镇化效应》一文中提出，我国各地区的净流动概率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逐渐降低，到2030年流动状态将趋于平稳。

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。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其所著的《大国大城》一书中曾谈及这个问题：经济不会无限地集聚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，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到一定阶段后就会稳定下来，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，使得生产者觉得没有必要都在大城市附近生产，也会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生活在大城市。

他认为，当集聚带来的好处不够高，而坏处体现出来之后，集聚的水平就会相应稳定下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非常重要的调节变量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，集中体现在地价、房价和劳动力工资上。

陆铭同时强调，增量“缩水”不意味着规模缩小，“当经济和人口经过一段时间快速集聚之后，集聚的速度就会减缓，但集聚的程度并不会下降。”

人口流动状态趋于平稳后，人们该往哪里去呢？

“向城市群聚集”，受访专家持有同样观点。肖金成分析，城市群作为一个区域，区域内外有很大差距，城市群外的人将向城市群内聚集。我国的城市群分布在不同区域，也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。《大国大城》中，陆铭也谈到，我们将“在集聚中走向平衡。”

新京报记者姜慧梓